案件与生活
——百案回顾之二
2008年3月一天，我和晓赤、隆恩从武汉驾车回宜，途中到江陵县郝穴镇办事。在荆州下高速公路，我们就开始按路标找地方，看见江北农场几个字，我知道郝穴快到了。因为，25年前，我办案到过那里。
一
1983年3月下旬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时左右，我从宜昌港九码头上船，乘坐汉宜班去江陵县郝穴镇。所谓“汉宜班”、“沙宜班”，就是宜昌—武汉，宜昌—沙市的班船。
船走走停停，当晚八时，才到郝穴。对此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因为，我熟悉长江沿线宜昌到沙市段的水路，也知道“沙宜班”、“汉宜班”的速度。那时，我们形容一个人办事、特别是走路慢慢吞吞，就说他“像个沙宜班”。
始料未及的是，上岸后遇上了停电，让人有几分沮丧。
多数人家关门闭户，门窗缝里透出几缕煤油灯光，街边有几个小摊，小摊贩们就着摇曳的煤油灯，守望着似乎无望的生意。我边走边问，找了一家看起来较大的旅社，没有灯，不能看书、不能看电视（八十年代这种小旅社，有灯也没有电视），不能上街，只好早早地躺在床上。
1981年5月，宜昌市万寿桥办事处胜利修建队（以下简称胜利修建队）和江陵县熊河公社第一砖瓦厂（以下简称熊河砖厂）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，合同写在一张鸿雁牌香烟纸上，“胜利修建队以0.059元/块的价格，向熊河砖厂购买红砖40万块，货到宜昌港”。双方的经办人签了名，胜利修建队汇购砖款23600元，熊河砖厂发了338490块红砖，再也没有发货，胜利修建队三次派人去熊河砖厂催货，没有奏效，只好委托律师出面了。
胜利修建队去熊河催货，就是“从宜昌乘船到郝穴，再从郝穴步行到熊河”。我有些后悔，不该按照他们所说的线路走。
十点多钟，房门一阵响，又来了一位旅客。我登记的客房是四人间，那时还不兴包房住单间，服务员有权安排素不相识的客人住一个房间。
来人就着煤油灯，自我介绍在宜昌葛洲坝工作，来郝穴镇看朋友。他喝了酒，十分兴奋地找我说话，给我递香烟，吹了个把小时，我劝他早点休息，他才吹熄了煤油灯，勉勉强强安静下来。
十二点钟左右，房门又是一阵响，再来了一位旅客，与前一位不同，他没有点灯，一声不吭往床下塞了几大包东西，就躺下了。
天蒙蒙亮，后来的这位客人，从床下拖出大包小包的东西就出了门，我仍然没有看清他的模样。
二
出郝穴镇，上人工堤，望着东北方向高高竖起的烟囱，走一个小时，下堤再走十分钟，就到达熊河砖厂了。
会计说厂长上荆州城去了，他答应转告厂长，要我明天再来。这使人很泄气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考虑好了：无论能否协商解决纠纷，今天必须去荆州住宿，以免又遇上停电。可问题在于我还没有和对方的法定代表人见面，能否协商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所以，在返回郝穴的路上，我一直犹豫：是去荆州，还是留在这里？算是对我考虑不周的惩罚。
昨晚住宿的旅社门口，有个老汉在卖老鼠药，一块肮脏的塑料布上摆满了一大堆硕鼠的标本，还有一包一包的老鼠药，让人恶心。卖老鼠药的老汉站起身来，跟着我一前一后的走进房间，从床下往外拿东西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半夜投宿旅客，原来他塞在床下的那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就是老鼠药和老鼠标本。这更让人恶心。
就在这一刻，我斩钉截铁地决定到荆州去住宿。
临走前上街转了转，估计那天是赶集日，街上熙熙攘攘，车站内外等车的旅客不少，一群群行迹可疑的小青年呆在那里，模样像扒手。果然，班车一到，小青年们蜂拥而上，比乘客还多，见人就掏，如同放抢，群众敢怒不敢言。我下乡当知青赶集时，常常遇到这种情况。小扒手多是“知识青年”。
不知道这些小扒手是什么人，难道都是待业青年？上车后，有个乘客悄悄告诉我：很多扒手就是江北农场的服刑人员。干部带他们出来干活，在镇上买东西，他们胆大，趁干部不注意转身就偷。我想起刚才那群小扒手身边有辆马车，马车上印有“江北农场”的字样。
83年“严打”后期，我看过一份文件，专门讲江北农场干部子女在求学、就业上的诸多困难，甚至被服刑人员带坏，走上了犯罪道路的问题。文件要求荆州、沙市的几家大中型棉纺厂，应当对口招工，解决江北农场干部子女的上述问题。
七十年代的犯罪数量比六十年代多，有人说是“四人帮”的毒害。粉粹“四人帮”八年了，八十年代的社会治安状况比七十年代糟糕，还是有人说是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和外来腐朽思想的影响。这种看法恐怕过于简单。
三
第二天，从荆州乘车再到郝穴镇，沿着昨天走过的路，我再次来到熊河砖厂。
和厂长见面后，几句话就谈妥了，按照《经济合同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：“经济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：标的、数量和质量、价款和酬金、履行的期限、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”，我认认真真起草了合同，一式两份，交货地点约定在宜昌大公桥码头。熊河方签字盖了公章，同意我回宜后，盖好胜利修建队的公章，将合同邮寄一份过来。双方达成了协议，问题就告一段落了。
问题解决了，心情比头一天舒畅多了，阴沉了几天的老天爷放晴了，全身更是暖洋洋的。从熊河砖厂出来，站在大堤上，举目四顾，广袤的江汉平原望不到边，勾起了我对这片土地和知青岁月的回忆，一切变得那么熟悉。
富饶的江汉平原，由长江与汉江冲积而成，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省中南部，西起枝江，东迄武汉，北至钟祥，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，为两湖平原的北部，与洞庭湖平原合称两湖平原。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放水就可以养鱼，这是真正的鱼米之乡。
我是第一次到郝穴来，但不是第一次到江陵来。我下乡当知青的枝江县（1996年7月改为枝江市）和江陵紧邻，隔沮漳河相望，75、76年冬季，在沮漳河附近参加农村水利建设修大堤，我经常到对岸江陵县太湖农场、马山一带赶集。
一个小知青，现在却成了律师，恍若如梦。
走着、想着，步履轻松，兴奋得轻声唱了起来。
整整一天心情都很好。太阳落山之后，我从荆州饭店出来，登上荆州城墙，走了很久很久。
四
我是乘车回宜昌的。
1976年，我当知青时，就参加了修建管道公路（即318国道）。七八年了，还未通车。从宜昌至荆州、沙市，只能沿当阳、河容、荆门、十里铺、江陵，走老汉宜公路，路上要走四个多小时。
上车后，与我同最后一排的三个乘客，都是秭归口音，农民打扮。两个青年，与我年龄相仿，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，满面红光、身材魁梧、彪悍。车开后，他们嘴里就没有停，或乡里乡亲几十年前的事，或农场的事情。我听明白了，他们是叔侄关系，但老人不像转业回乡的解放军老战士，也不像荣归故里的老干部，更不像衣锦还乡的华侨，是不是江北农场的刑满释放人员呢？
车到金银岗过铁路，一辆火车从当阳方向风驰电掣而来，老人吓得站了起来，魂不附体地失声叫道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我和其他乘客都搞愣了。他的两个侄子扶持着他，等他缓过劲来才说：“这是我们二叔，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部队，当个副连长。刚解放就被送到江北农场劳改，留场就业至今。现在老了，国家政策也好了。农场通知亲属，愿意接回去的都可以接回去。我们就将二叔接回去。二叔在农场劳改几十年，对外面的事情，什么都不清楚了。”
火车过后，老人的眼睛直了好久，言语少多了。望着这个被关押了半辈子，第一次见到火车被吓得半死的国民党老兵，真不知说什么好。
还有一件事，公安部发布的捉拿二王的通缉令，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。以至于上车后，我还打量了全车的乘客，没有发现一高一矮的二十余岁的两个男子。
客车在交通要道多次被拦住，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荷枪实弹上车逐个检查，气氛很紧张。如果二王真在车上，车上的百姓，可就遭殃了。电视上面，犯罪分子在被拘捕时，用刀、枪逼住老弱病残的百姓，逼着警察交钱、让路的情形可不少见。有关部门在沿途设卡布置抓捕方案时，不知道是否考虑了这个问题。
既能抓住犯罪分子，又不让百姓受伤害，该多好。
五
熊河砖厂不守信用，仍然没有发货。5月，我和江振威律师从湖南常德办案回宜，我专门在荆州停了一天，在江陵县法院起诉了熊河砖厂。6月又赴江陵县开庭，调解结案。半个月后，熊河砖厂来电话称“我们运了一批砖给葛洲坝一个单位，船在平湖码头，给你们留了一部分，去提货吧。”胜利修建队说“交货地点应该在大公桥码头，在平湖码头提货，要增加近千元的运费，谁出？”“你们不愿意去提货，拉倒。”熊河砖厂挂了电话。胜利修建队征求我的意见，怎么办呢？去江陵法院去申请执行，得不偿失。“争取多拖一些砖弥补一下运费吧”。
这起案件，调解书上的代理人写着我和江振威律师的名字。江律师是前辈，50年代毕业于著名的武汉大学法律系。律师工作恢复后，人事部门从干部档案中找到他，年已半百开始从事律师工作。由于江律师工作忙等原因，这起案件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办理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出差在外办理民事案件。在办案过程中，我向江律师作了汇报，江律师认真给我作了指导。
案件简单而平凡，几句话就可以说完；办案途中的所见所闻也很琐碎，是办案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还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办案，一言难尽。
普普通通的案件与生活，有时像暮色中灰蒙蒙的云彩，已经快看不清了，有时又像常青的绿叶，雨后放晴，苍翠欲滴。
胜利修建队先改成建筑公司，后来解散了。它的办公室和预制厂，就在宜昌六中和原宜昌监狱之间，现在是车水马龙的胜利四路。
荆州、沙市地市合并后，郝穴成了荆州市江陵区政府所在地。1998年7月2日，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市江陵区，曾经消失了的江陵县又恢复了，但地盘小多了。郝穴又成了江陵县人民政府所在地。
郝穴到了，天空中飘洒着毛毛细雨，一阵阵寒意袭来，整齐宽阔的道路上空荡荡的，没有了二十五年前农村集镇的喧嚣……
